在稳定市场的同时，通过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恢复股市投资信心
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及股市自身调整影响，我国股市自去年10月以来波动幅度日益加大，目前股票市场的最大跌幅接近60%，90%以上的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2/3以上的流通股股东的损失超过大盘的下跌幅度，资本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也难以有效发挥。
事实上，以股市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世界范围内的游资总量是既定的，当各国由于经济周期的非同步性使其股票市场出现强弱格局的不平衡时，规模庞大的游资根据市场趋势进行“趋强避弱”的操作，这将引起强弱的更加分化，即“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使股价愈发偏离实体经济。
在虚拟经济规模日益庞大、金融交易量大大超过实体经济总量的今天，股市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甚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由单向决定变为双向互动关系。这一背景下，如果股市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现巨幅震荡和波动，则可能剧烈打击实体经济预期，并可能造成资金链条断裂等。
鉴于此，更因为目前我国市场主体仍不完善，市场机制、秩序仍不成熟，政府对于目前国内股市，既不应沉迷于政策干预，也不应完全放任自流，特别是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某种负向传导作用时，政府应通过适度适时的举措，维护股市稳定运行。
如继续强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影响市场稳定运行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坚持市场化导向，合理平衡市场供求关系，有序调节融资节奏，以适当方式定期公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数据，鼓励和引导长期资金入市，逐步完善股票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市场监管。针对当前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完善证券稽查执法体制，加强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依法严惩市场操纵、违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等违法犯罪行为。
尤其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政策协调配合，完善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合作机制，共同关注国内外经济运行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给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带来的影响，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置，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目前，我国可以考虑围绕以下四个方面来稳定当下波动较大的股市。
首先是建立国家股票市场预警系统，以保障股市运行的稳定性。当股价过度偏离实体经济状态时，股价和实体经济会面临剧烈的调整，当这种剧烈调整超过经济承受能力时，往往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根据各自国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特点，建立本国的股票市场预警系统，是摆在各国决策层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能否设立准市场化运作的干预基金，也称调控基金或平准基金。香港政府干预股票市场，动用的是外汇基金这种特殊的资金，其原因在于香港特殊的货币局制度。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政府干预股票市场需要动用财政资金，当然，外汇基金归根结底也是来自纳税人。
理论上说，干预股票市场的过程是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过程，这决定了它必须以实现股票市场的稳定为首要目标。而这批资金在股价正常运行从而不需要动用时，应该尽量保值增值以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用“准市场化”来界定干预基金的性质较为可行。
其次是搞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和沟通。我国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相互割裂的现象。现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只包括货币市场，当直接融资的比例上升时，货币政策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就可能下降。
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资本金不足问题，加大了直接融资规模和比例，客观上要求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使其通过市场调节企业，并通过股价变动影响消费和投资，因此需要解决二者相互脱节和发展不平衡问题。
加强二者对接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拓宽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渠道，只要对其中一些不利因素进行有效监控，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后，其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就都能得到保障，而且还能够成功解决股票市场持续下跌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
三是股票市场调控应和实体经济调控相互配合。现代经济中，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有循环互动关系，股票市场调控在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会受到来自实体经济的反作用，因此在调控过程中，应准确判断股价和有关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避免因股票市场的调控而损害实体经济或其他股票市场的正常运行。
四是股票市场调控应遵循适度原则。股价的微小变化，就会引起可观的财富效应，其对于实体经济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如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每涨跌10%，就会分别引起数量高达约7000亿元流通市值和约2万亿元总市值的扩张或缩水，对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影响甚大。因此，股票市场调控中把握适度原则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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